读文人

出版时间:2012-9   出版时间:王充闾 中国青年出版社 (2012-09出版)   作者:王充闾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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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文人
前言

兴酣把笔,蓦地记起了两句古书上的话。先说第一句:“文在兹”(文化在这里),语出儒家经典《论语》。它昭示着一种巨大的存在。用它来概括有关文士、文苑的内容,起码可以标示一种观点,一种态度,一种文化情怀,类似“买珠宝,请上楼”之类的指示牌。如同现代世界上存在着“文学将会消亡”与“文学绝不会消亡”的辩论;古代中国亦有关于“文在兹”与“文不在兹”,“天之将丧斯文也”与“天之未丧斯文也”的言说。本书中所描述的属于“过去时”,未必有助于昭示现在,展望将来;但是,有一点可说是确切无疑,即作为文化、文明的承载者,知识阶层——古代称为士子,他们的地位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。古时候,有“文人无行”和“一为文人,便无足观”的说法。其实,这些话是应该加以分析的。首先,古人眼中的文人,同我们这里讲的不尽相同;其次,“行”的标准,“观”的内涵,原无定解,往往是言人人殊——立足点不同,看法必然产生歧异。我敢说,那些真正“无足观”或“无行”的人,根本入不了鄙人的法眼。窃以为,对于文人的公允的态度,应该是既不能无限度地肆意贬低,说什么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;也不能肆意夸大他们的作用,像雪莱所说的“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”。文人就是文人,就是靠“立言”、亦即靠诗文安身立命的人,却又并非登车揽辔、言出法随的“话语英雄”。“立功”也许谈不上,“立德”,倒是许多人能够沾边的。人的德行的高超,固然不即等同于诗文的高超;但人的完美的生命形态、精神蕴涵,肯定有助于诗文的创作。我之所以肯于在他们身上耗费笔墨,既没有收过他们的红包,也没有任何人打招呼、递条子,更不是为了赚银子、评职称,全凭一已浓烈的兴致、深切的同情,甚至崇高的敬意。当然,对于一些有争议、有阙失的人,也不无针砭之辞、讽喻之笔。他们中没有那类芦苇、竹笋式的“头重脚轻、嘴尖皮厚”的货色,每人都有一技之长,大部分都有真功夫、真本事、真学问,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顶尖级的诗圣文豪,以其光华夺目的创绩,江河万古。哪怕是生命短促得像流星划破夜空,却都在历史上留下坚实的脚印。他们成功的实例证明,人可以通过任何生活来创造自己,完成自己。他们往往兼备三方面特点:一是有气节,有风骨,有社会责任感;二是人生道路曲折、复杂,生命历程存在着戏剧性、偶然性,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较多的因变参数;三是个性突出,特点、长处鲜明,也有明显的人性弱点,从而具备更多的可言说性。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活法,但遭逢不偶,命途多舛,带有普遍性,有的终其一生都是在蛮荒、困境中度过。这里,社会性的原因是主导的——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,文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,肩负着阐释世界、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;但是,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;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,就必须解褐入仕,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;而这种获得,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、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。否则,就必然蹉跌蹭蹬,困顿终生。同时,也有个人性格上的因素。由于文人的习性,喜欢特立独行,不肯屈身俯就,随俗俯仰,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是孤独的,不能行时,不能吐气扬眉,不能见容于世。他们中的许多人,既脚踏实地,又超越此在;他们既生活在这里,在现实之中,也生活在彼岸,在他处。他们因献身文明、文化、文艺而苦难重重,他们也因为献身文明、文化、文艺而流芳百世。再说第二句:“载鬼一车”,这是《易经》上的话。在我的散文创作中,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占了很大的比例。对这种起死人于地下,同鬼魂打交道的做法,文雅一点说,叫做生者对于逝者的叩问。逝者也好,鬼魂也好,往往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。他们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汰洗湮沉到忘川中去,反而由于历史的积淀,踵事增华,头上还会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,从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。诚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:“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”,“‘从前’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”。蒲留仙写鬼,是“料应厌作人间语,爱听秋坟鬼唱诗”。我和他不同,我之所以在这里搬出一些古代文士来,不过是一种呼唤,一种寄托。古代文士的那种风范,那种气节,那种追求,现世中再也难以找到了。商业社会里盛行的是消费主义文化,生活领域中呈现的是美的泛化,艺术领域中表现为美的消解,最后导致了审美主体的人的异化,人们看重的是物品的外观,追求的是感官的享受,而缺乏一个精神超越的维度。既然现实中踪迹难寻了,那么,就只好乞灵于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载体。现在缺乏的不是文人,缺乏的是文人应有的气质、志趣、情操、节概。写他们,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的靠拢,审美艺术的回归。在精神境域里相知相重的重逢,无疑也是一种大欣赏、大欢慰。王充闾2012年春
内容概要

  《读文人》是“王充闾人物系列”第二种,选入作者写古代文人的系列文章31篇,共17万字,包括庄子、李白、王勃、欧阳修、苏东坡、陆游、李贽、朱熹、纳兰容若、袁枚、曾国藩等文人。其中《寂寞濠粱》、《两个李白》等篇,选入大中学教材。这些文士都有气质、志趣、情操、节概,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顶尖级诗圣文豪,其生命历程都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,个性有明显的人性弱点,具备可言说性。作者的写作围绕一个中心进行:古代文人多都想解褐入仕,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,但这是以丧失一己的心灵自由和人格独立性为代价的,这带给他们深重的痛苦并导致其仕途蹉跌,但是他们却因此创作出耀眼的诗文而流芳百世。
作者简介

王充闾,当代著名散文作家,诗人。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,兼任南开大学、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,中华诗词学会顾问。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。在国内外十几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《淡写流年》《何处是归程》《一夜芳邻》《成功者的劫难》《历史上的三种人》《沧桑无语》《龙墩上的悖论》《张学良:人格图谱》等近三十种,诗词集《鸿爪春泥》《蘧庐吟草》等;另有“王充闾作品系列”七种、“王充闾文化散文丛书”三种。散文集《春宽梦窄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“鲁迅文学奖”,并连续两届(2004、2007)被聘任为“鲁迅文学奖”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。作品被译成英文、阿拉伯文。
书籍目录

序言庄子:寂寞濠梁贾谊:洛阳年少严光:忍把浮名换钓丝左思:涧底松与山上苗骆宾王:一檄雄文震古今王勃:千载心香域外烧李白:青山魂王播:扬州旧事元稹、白居易:文人相重与文人相轻李贺:此马非凡马欧阳修:来往亭前踏落花苏东坡:春梦留痕陆游:孤枕梦寻朱熹:撑篙者言杨升庵:风波中的彻悟汤显祖:《牡丹亭》中说澳门袁宏道、李贽:龙湖之会陈梦雷:灵魂的拷问纳兰性德:金衣公子袁枚:其人与笔两风流黄仲则:深于情者曾国藩:用破一生心李鸿章:他这一辈子跋: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

章节摘录

庄子:寂寞濠梁他高踞于精神世界之巅,俯瞰滚滚红尘,能够看轻世俗人之所重,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。
他追求一种“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的悠然境界,不愿“危身弃生以殉物”,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、葬送身心自由。
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。
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,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。
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故事大王”,他笔下的老鹰、井蛙、蚂蚁、多脚虫、龟呀、蛇呀、鱼呀,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,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。
他富有人情味,渴望普通人的快乐,有一颗平常心,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。
不像孔老夫子,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。
孔夫子是圣人,他的弟子属于贤人一流。
连他们都感到,这位老先生“仰之弥高,钻之弥深,瞻之在前,忽然在后”,带有一种神秘感,说“夫子之墙数仞,不得其门而入”,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就更是摸不着门了。
老子也和庄子不一样,“知雄守雌,先予后取”,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。
但一个人聪明过度了,就会给人权谋、狡狯的感觉;而且,一部《道德经》多是为统治者立言,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。
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哲学大师来个形象定位,我以为,孔丘是被“圣化”了的庄严的师表,老聃是智者形象,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的哲人,当然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。
老子也好,孔子也好,精深的思想,超人的智慧,只要认真地去钻研,都还可以领略得到;可是,他们的内心世界、个性特征,却很不容易把握。
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,或者说,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袒露得不够,有直接关系。
特别是老子,五千言字字珠玑,可是,除去那些“微言大义”,其他就“无可奉告”了。
庄子却是一个善于敞开自我的人。
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,可是,当你打开《庄子》一书,就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。
他的自画像是:“思之无涯,言之滑稽,心灵无羁绊。
”他把生活的必要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,住在“穷闾陋巷”之中,瘦成了“槁项黄馘”,穿着打了补钉的“大布之衣”,靠打草鞋维持生计。
但他在精神上却是万分富有的,他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,万物情趣化,生命艺术化。
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于一切。
他厌恶官场,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“漆园吏”这样的芝麻绿豆官。
除了辩论,除了钓鱼,除了说梦谈玄,每天里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。
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,“乘物以游心”,或者以文会友,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、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。
一天,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,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。
这时,看到水中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。
庄子说:“你看,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,这是鱼的快乐呀!”惠施不以为然地说:“这就怪了,你并不是鱼,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?”庄子立刻回问一句:“若是这么说,那你也不是我呀,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?”惠施说:“我不是你,当然不会知道你了;你本来就不是鱼,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,理由是很充足的了。
”庄子说:“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。
既然你说‘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’,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,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。
从哪里知道的呢?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。
”还有一次,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,忽然,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。
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:“老先生,有劳您的大驾了。
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,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。
”庄子听了,依旧是手把钓竿,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,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:“我听说,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,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。
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,用丝巾包裹着,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,供养于庙堂之上。
现在,你们帮我分析一下: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,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,供奉于庙堂之上呢?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,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?”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:“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。
”庄子说:“说得好,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。
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,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。
”你看,庄子就是这样,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“生活琐事”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。
他的视听言动,以及人生观、价值观,都在《庄子》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。
虽说“寓言十九”,但都切近他的“诗化人生”,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,映现出庄子的纵情适意、逍遥闲处、淡泊无求的情怀。
就这个意义上说,前面那两段记述是很有代表性的。
后来,人们就把它概括为“濠梁之思”。
而在崇尚超拔的意趣、虚灵的胸襟的魏晋南北朝人的笔下,还有个更雅致的说法,叫做“濠濮间想”。
典出南朝宋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:晋简文帝到御花园华林园游玩,对左右侍从说:“令人领悟、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,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,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、濮水,产生一种闲适、恬淡的思绪,觉得那些飞鸟、走兽、鸣禽、游鱼,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。
”原文是:“简文入华林园,顾谓左右曰:会心处不必在远,翳然林水,便自有濠濮间想也,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。
”东坡居士曾有“乐莫乐于濠上”的说法,可见,他对这种体现悠闲、恬淡的“濠濮间想”,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。
只是,后人在读解“乐在濠上”和“濠濮间想”时,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、恬淡的心情,而忽略了“翳然林水”和“鸟兽禽鱼自来亲人”这种物我和谐、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。
作为赋性淡泊、潇洒出尘的庄周与苏轼,认同这种情怀,眷恋这种环境,应该说,丝毫也不奇怪。
耐人寻味的是,素以宵衣旰食、劬劳勤政闻名于世的康熙皇帝,竟然也在万机之暇,先后于京师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修建了“濠濮间”和“濠濮间想”的同名景亭,反映出他对那种淡泊、萧疏的闲情逸致和鱼鸟亲人的陶然忘机也持欣赏态度。
这是否由于他久住高墙深院,倦于世网尘劳,不免对林泉佳致生发一种向往之情,所谓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呢?据唐人成玄英的《庄子注疏》,濠梁在淮南钟离郡,这里有庄子的墓地,后人还建了濠梁观鱼台。
其地在今安徽凤阳临淮关附近。
去岁秋初,因事道经凤阳,我乘便向东道主提出了寻访庄、惠濠梁观鱼遗址的要求,想通过体味两位古代哲人观鱼论辩的逸趣,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“濠濮间想”。
没料到,这番心思竟引发了他们的愕然惊叹。
他们先问一句:“可曾到过明皇陵和中都城?”看我摇了摇头,便说,这两大名城胜迹都在“濠梁观鱼”附近,失之交臂,未免可惜。
看得出来,朋友们的意思是:抛开巍峨壮观、享誉中外的风景热线不看,却偏偏寄情濠上,去寻找那类看不见、摸不着的虚无缥渺的东西,岂不是“怪哉,怪哉!”为了不辜负他们的隆情盛意,首先安排半天时间,看了这两处明代的古迹。
二原来,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,又是他的龙兴故地。
因此,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“濠州真人”的龙爪留痕。
街头充斥着标有“大明”、“洪武”字样的各种店铺的广告、招牌;甚至菜馆里的酿豆腐都注明当年曾是朱皇帝的御膳。
还有凤阳花鼓,更是名闻遐迩,不容小视。
听说,朱元璋虽然平素并不喜欢娱乐,却于故乡的花鼓戏情有独钟,自幼就喜欢哼哼几句。
位登九五之后,凤阳的花鼓队曾专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贺。
皇上看了,乐不可支,特颁旨令:“一年三百六十天,你们就这么唱着过吧!”这些人得了圣旨,自是兴高采烈,一年到头唱个没完,结果,人们都不再肯去出力种地。
特别是由于连年修皇陵、建都城,劳役繁兴,造成土地荒芜,黎民无以为生。
于是,花鼓戏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头上:说凤阳,道凤阳,凤阳本是好地方。
自从出了朱皇帝,十年倒有九年荒。
大户人家卖骡马,小户人家卖儿郎。
奴家没有儿郎卖,身背花鼓走四方。
这里就牵涉到两处工程浩巨的“皇帝项目”: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,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。
朱元璋早在正式称帝之前,即尚在吴王位上,就命令刘伯温卜地择吉,建新宫于金陵钟山之阳,都城周长达五十余里。
两年后即皇帝位,定鼎应天府,是为南京。
不久,却又改变了主意,觉得虽说金陵为帝王之州,钟阜龙蟠,石城虎踞,但其地偏于一隅,对控制全国政局特别是征抚北方不利;因而圣驾亲临开封巡幸,准备在那里建都,作为北京。
后经反复比较,仔细勘察,认为开封虽然从战国到北宋多次做过帝都,但是,经过长期战乱,城内生民困顿,人烟稀少,而且四面受敌,无险可守,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,于是打消了迁都于此的念头。
第二年,朱元璋又就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召集群臣计议,最后拍板定案,在家乡凤阳建都,是为中都城。
据史料记载,修建中都城整个工程大约动用工匠九万人,军士十四万人,民夫四、五十万人,罪犯数万人,移民近二十万人,加上南方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和外地卫、所负责烧制城砖的工匠、军匠,各地采运木料、石材、供应粮草的役夫,总数达百万之众。
至于耗费的资财,已无法统计。
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,各项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。
但是,就在即将竣工的前夜,由于各方面怨声载道,众谋臣一再进谏,为了不致激起民变,朱元璋才以“劳费”为由下令中止。
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,而今城池、宫阙已经多半倾圮。
但是,登高俯瞰,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的闳阔和宫观的壮伟。
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始建的,历时九年完成。
主要建筑有皇城、砖城、土城三道。
皇城周长七十五丈,内有正殿、金门、廊庑、碑亭、御桥、华表和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;砖城、土城周长各为三公里和十四公里。
现在,石雕群基本完好,刻工精细,壮丽森严,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弘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。
历史留给后人的,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,而不是血泪交迸的创造过程。
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,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;在这里,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,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。
作为文物,自有其不朽价值;可是,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,我却觉得嗒然无味。
说句心里话,对于明太祖朱元璋,我一向没有好感。
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、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。
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,对人对事都是如此。
眼下对我有用,眼下我觉得有用,三教九流、鸡鸣狗盗之徒我都兼容并蓄;一朝觉得你构成了威胁,不管是谁,照杀不误。
他在位三十一年间,先后兴动几起大狱,牵连了无数文武臣僚,被诛杀者不下四、五万人。
大案之外,与他共同开基创业并身居显位的一代功臣名将,或被明令处置,或遭暗中毒害,除了主动交出兵权首先告老还家的信国公汤和等个别人,其余的都没有得到善终。
号称“开国功臣第一”的徐达也是濠州人,故里就在濠梁附近。
自幼就跟随朱元璋身经百战,出生入死,曾经九佩大将军印,刚毅勇武,功高盖世,先后封信国公、魏国公,并和皇上作了儿女亲家。
太祖曾赞誉他:“受命出征,成功凯旋,不骄不夸,不近女色,也不取财宝,正直无瑕,心昭日月。
”因为他功劳大,太祖要把自己当吴王时的旧宫赐与他,徐达固辞不受。
有一次,他们一起饮酒,醉后,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御榻上,徐达醒后吓得连连请罪。
以后,太祖又对他进行过多次试探,表明其提防之严,猜忌之深。
这更加重了徐达的心理负担,整天紧张惶悚,有临深履薄之惧,以致气郁不舒,渐成痈疽。
经过一年调治,病势逐渐好转。
突然传来圣旨:皇上赐膳问安。
家人打开食盒一看,竟是一只蒸鹅,徐达登时泪流满面。
原来,太医早就告诫:此为禁食之物,否则命将不测。
但是,君命难违,只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,几天后终于不起。
(据明人徐祯卿《翦胜野闻》)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说,明太祖“借诸功臣以取天下,及天下既定,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,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”。
为什么要这样做?雄猜嗜杀,固其本性,但主要还是出于巩固“家天下”的政治需要。
据查继佐《罪惟录》载,明初,太子朱标不忍心看着众多功臣受戮,苦苦进谏,太祖沉吟不语。
第二天,把太子叫过去,让他把一根浑身带刺的枣枝用手举起来,朱标面有难色。
于是,太祖说道:“这满是棘刺的树枝,你是无法拿起来的。
我现在正在给你削掉棘刺,打磨光滑,岂不是好?”一席私房话,合盘托出了太祖的机心:为了朱家王朝的“万世一系”,不惜尽诛功臣,以绝后患。
结果杀得人人心寒胆战,不知命丧何时。
在这种极度残酷的血雨腥风中,皇权看似稳定了,皇室独尊的威势也建立了起来,但国脉、民气已经大大斫丧,人心也渐渐失去了。
明朝开国功臣许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,他们来自淮西,出身寒苦,后来饱尝胜利果实,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庞大的勋贵集团,所谓“马上短衣多楚客,城中高髻尽淮人”。
(明人贝琼诗句。
“短衣”代指武将;淮西古属楚地。
)这些能征惯战、功高震主的开国勋戚,自幼羁身戎幕,出入卒伍之间,一意血战疆场,没有接受知识文化、研习经史的条件。
尽管靠近庄子的濠梁观鱼台,但我敢断言,不会有谁关注过什么“濠濮间想”,也不懂得庄子讲过的“膏火自煎”(油膏引燃了火,结果反将自己烧干)、“山木自寇”(山木做成斧柄,反倒转来砍伐自己)的道理。
他们的头脑都十分简单,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,照旧也是懵里懵懂,糊里糊涂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: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,便用重金聘他为相。
庄子却对使者说:“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?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,喂的是上好的草料,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,作为牺牲把它宰掉。
到那时候,牛即使后悔,想作个孤弱的小猪崽,还能做得到吗?”历史是既成的事实,不便假设,也无法假设;但后来者不妨作某些猜想。
假如那些身居高位,享禄万锺,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,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,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?三皇城与濠上,相去不远,却划开了瑰伟与平凡、荣华与萧索、有为与无为、威加海内与潇洒出尘的界限,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蕴与情趣。
遥想洪武当年,金碧辉煌的皇陵、帝都,该是何等壮观,何等气派。
与之相较,庄子的濠上荒台,冢边蔓草,却显得寂寞清寒,荒凉破败,而且恍兮忽兮,似有若无。
但是,就其思想价值的深邃和美学意蕴的丰厚来说,二者也许不可同日而语。
所以,尽管当地朋友一再说,两千多年过去了,时移事异,陵谷变迁,有关庄子的遗迹怕是什么也没有了,看了难免失望,可是,我却仍然寄情濠上。
我觉得,作为一种艺术精神,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。
庄子的思想,也包括“濠濮间想”之类的意绪,属于隐型文化,它与物质文明不同。
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,不受时空限隔。
比如庄、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,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,实际上却涉及到认识方法、逻辑思维、艺术哲学、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,同时也把两位大哲学家的情怀、观念和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。
庄子是战国时人,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75年,卒于公元前295年,属于上寿。
要论他的才智,在当时弄个一官半职,混些功名利禄,可说是易如反掌的。
无奈他脾气过于古怪,始终奉行他的“不为有国者所羁”的清虚无为的立身哲学,也看不惯官场的钻营奔兢、尔虞我诈的污浊风气,因而穷困了一生,寂寞了一生。
也正因为这样,他才能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,才敢于呼号,敢于揭露,无所畏惧。
因而,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闲适、无住无待的,正如他自己所言,“就薮泽,处闲旷,钓鱼闲处,无为而已矣”。
濠梁观鱼,正是他的这种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要之,“濠濮间想”,有赖于那种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怀和幽静、孤寂的心境。
这种情怀和心境,不要说雄心勃勃、机关算尽的朱元璋不可能拥有,就连敏于事功、多术善辩,整天奔走于扰攘红尘中的惠施,也如隔重城,无从体认。
惠施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,也是他的最大的论敌。
论才学,庄、惠可说是旗鼓相当,两个人有些思想也比较相近;但就个性、气质与价值取向来说,却是大相迳庭的。
因此,他们走到一处,就要争辩不已,抬起杠来没完。
一部《庄子》,记下了许多直接或间接批驳惠子的话。
但是,由于他们是“对事不对人”的,因而,并未妨碍彼此成为真诚的朋友。
惠子病逝,庄子前往送葬,凄然叹息说:“先生这一死,我再也没有可以配合的对手了,再也没有能够对话的人了!”他感到无限的悲凉,孤寂。
当然,他们的分歧与矛盾还是特别鲜明的。
《庄子•秋水》篇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: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,庄子打算去看望他。
有人便告诉惠子:“庄子此行,看来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。
”惠子听了很害怕,就在国内连续花了三天三夜搜寻庄子。
到了第四天,庄子却主动前来求见,对惠子说:南方有一种鸟叫鵷雏,它从南海飞到北海,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栖止,不是竹实不去吃,没有甘泉它不饮。
当时,飞过来一只猫头鹰,嘴里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,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。
忽然发现鵷雏在它的上方飞过,吓得惊叫起来,惟恐这只腐鼠被它夺去。
现在,你是不是也为怕我夺取你的相位而惊叫呢?另据《淮南子•齐俗训》记载,一次,庄子在孟诸垂钓,恰好惠子从这里经过,从车百乘,声势甚为煊赫。
庄子看了,十分反感,便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,一齐抛到水里。
表现了他“不为轩冕肆志”,对当权者飞扬之势的轻蔑态度。
由于他高踞于精神世界之巅来俯瞰滚滚红尘,因而能够看轻世俗人之所重,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。
他追求一种“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的悠然境界,不愿“危身弃生以殉物”,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、葬送身心自由。
就思维动向和研究学问的路子来说,他们也是截然不同的。
二人对于客观、主观各有侧重。
惠子是向外穷究苦索,注重向客观方面探求;庄子则致力于向内开掘,喜欢在主观世界里冥想玄思。
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没有用处,讥讽它是无用的大樗;庄子却对惠子耗损精神从事那种“一蚊一虻之劳”,大不以为然。
惠子著书,庄子说有五车,但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。
在先秦诸子中,惠子可说是最有科学素质的人。
从他的一些观念可以看到近现代的理论物理、数学、地理的胚芽。
比如,惠子说,“日方中方睨,物方生方死”,意思是,太阳正在当中,同时也正在偏斜;万物正在生长,同时也正在死亡。
“南方无穷而有穷,今日适越而昔来”,“我知天下之中央,燕之北、越之南是也”,这里体现了地圆学说。
“南方”作为方位的概念,本无定限,南之南更有南,但如绕地球一周,则南极可成为初出发之点。
惠子说“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、越之南”,可见,在他眼中地球并不是一块平板,这就超越了“天圆地方”的一般的传统性认识。
在濠上,庄子与惠子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视角去看游鱼。
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,用理性的、科学的眼光来看,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,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。
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,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,他把自己从容、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,从而超越了鱼与“我”的限隔,达到了物我两忘、主客冥合的境界。
《庄子•齐物论》中记述了一个“梦为蝴蝶”的寓言,同样体现了这种超越主客界线、实现物我两忘的特征。
寓言说:前些时候,我(庄子)曾做过一个梦,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,在花丛中高高兴兴地飞舞着,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了。
一忽儿,醒过来,发现自己仍是形迹分明的大活人。
不觉迷惑了半晌: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?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?物我两忘的结果是客体与主体的合而为一。
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,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,无暇区别物我,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,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,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。
我和物的界线完全消灭,我没入大自然,大自然也没入我,我和大自然连成一气,在一块生展,在一块震颤。
(朱光潜语)情趣,原本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。
庄子把整个人生艺术化,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情趣,因而向内蕴蓄了自己的一往深情,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无穷逸趣,于是,山水虚灵化了,也情致化了,从而能够以闲适、恬淡的感情与知觉对游鱼作美的观照,或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进行“趣味判断”。
而惠子则异于是,他所进行的是理智型的解析,以他的认识判断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,所以就显得扞格不入。
在这里,“通感”与“移情”两种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。
有了“通感”,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,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,才具备了可能性;而通过“移情”,艺术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,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,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。
这类例证是举不胜举的。
比如,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幅联语:“华灯一夕梦,明月百年心。
”内容十分深刻,涵盖性很强。
但是,何以华灯如梦、明月有心?为什么它们也具有了人的思维和情感?原来,诗人在这里用了以我观物的“移情”手法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一位现代的西方诗人说,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。
见我执意要去濠梁,主人便请来当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为向导。
车出凤阳城,直奔临淮关,来到了钟离故地。
我记起了二百多年前著名诗人黄景仁题为《濠梁》的一首七律:谁道南华是僻书?眼前遗躅唤停车。
传闻庄惠临流处,寂寞濠梁过雨余。
梦久已忘身是蝶,水清安识我非鱼。
平生学道无坚意,此景依然一起予。
当时黄景仁年仅二十四岁,与诗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。
他在这年初冬的一场雨后,凭吊了濠梁“遗躅”,写下了这首诗。
《南华经》就是《庄子》。
“僻书”云云,引自《唐诗纪事》:令狐綯曾就一个典故向温庭筠请教,温说:“事出《南华》,非僻书也。
”诗的头两句是说,谁说《庄子》是罕见、冷僻的书籍呢?里面涉及的遗迹随处可见呀!眼前,我就碰上了一处,于是,我就赶紧召唤把车子停了下来。
三四两句交代地点、时间: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庄子、惠子濠梁观鱼处;一场冷雨过后,石梁上杳无人迹,显得很寂寞、荒凉。
五六两句通过《庄子》中庄蝶两忘、鱼我合一的两个典故,(后一句还反其意地暗用了“水至清则无鱼”的成语)来抒写自已的感慨,是全诗的意旨所在。
结末两句是说,尽管我平素缺乏坚定的学道意念,但依然觉得此情此景对自己有深刻的启发。
这时,忽见一道溪流掠过,上有石梁飞架,我忙向向导问询:这就是濠梁吧?他摇了摇头。
没过五分钟,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,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的庄、惠观鱼的场景,可是一打听,仍然不是。
向导笑说:“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,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,见到石广元、孟公威以为是孔明,见到诸葛均、黄承彦以为是孔明,足见想望之急、思念之殷。
想不到沉寂两三千年的濠梁故地,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,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。
”一番妙喻,一通感慨,博得车上人们同声赞许。
突然,汽车嘎然煞住,原来,“庄惠临流处”就在眼前。
但是,不看还好,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。
濠水滔滔依旧,只是太污浊了。
黝黑的浊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,寂然无声地漫流着。
周围不见树木,也没有鸣虫、飞鸟,看不出一丝一毫“诗意的存在”。
庄周的墓地也遍寻未得,连这位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向导也茫然不晓。
我想,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,这样令人沮丧的生态环境,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“鯈鱼出游从容”的怡然景色,怕是连那点恬淡、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。
自然,后世就更谈不到赏识那种鱼鸟亲人、陶然忘机的“濠濮间想”。
贾谊:洛阳年少贾谊是一个旷世奇才,但他遭逢不偶,英年早逝,其鸿图伟志、高见卓识,百未偿一。
后世诗人围绕着他的身世、际遇,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、信任这类问题,写出了许多史论式的诗篇,提出了不同看法。
就中以唐宋诗人的三首《贾生》诗,最具有代表性。
说起古代的治国精英,我觉得有两个人绝不应该遗漏掉。
一个是“磻溪一老”——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吕尚。
传说他在八十岁的时候,垂钓磻溪,被周文王发现了,载回朝廷,尊为“师尚父”,后来辅佐周武王灭了殷商。
他是中国历史上久享盛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和谋略家。
另一个是“洛阳年少”——西汉初年才华横溢、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贾谊。
他在十八岁时,就经老师吴廷尉推荐,应征召入朝,被汉文帝立为博士,倍加重用。
但是后来,以高才见嫉,屡遭排挤,仕途颠踬,一波三折,年仅三十三岁就英才早逝。
一个八十,一个十八,如此悬同霄壤,看似偶然,其实有必然的因素在。
用老用少,用早用晚,既有古代士子本身的个性、命运、机遇问题,又同朝廷对待人才的态度、政策直接关联着。
宋代的邢居实,少年有俊声,曾写诗给著名诗人陈无己,说:“微意平生在江海,尘冠今日为君弹。
”说的是,我志在江湖,无意于仕进;今天,为您弹冠相庆,祝贺您即将出仕了。
陈无己写了两首和诗作答,其一曰:汉廷用少公何在,不使群飞接羽翰。
今代贵人须白发,挂冠高处未宜弹。
诗意是:以你这样超迈凡尘的少年英俊,如果生在汉代,是一定能够得到重用的。
可是,现在不行了,如今看重老成练达,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才能登上高位。
所以,还是尘冠高挂吧,如今并不是弹冠出仕的时候。
这里说到了汉初朝廷重用少年英俊,确也是事实。
贾谊就是一个显著事例。
文帝时,每当提出问题组织朝臣们讨论时,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个“子午卯酉”;而少年贾谊却才思敏捷,学识渊博,又敢想敢说,对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,他口若悬河,对答如流,说得头头是道,有理有据。
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,非常佩服他的才能。
因而得到文帝的高度赏识,一年之中三次超迁,官至太中大夫,还打算进一步把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。
贾谊上书文帝,主张改革政制,逐步削弱地方势力,巩固中央集权,以全力击溃匈奴,强调民为邦本,慷慨陈词,指斥朝政。
有一些意见已被文帝所接受,付诸实行;但也因此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,如绛侯周勃、颖阴侯灌婴、东阳侯张相如等的切身利益,因而以“洛阳之人,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,纷乱诸事”为由,联合起来,对他加以排挤、攻讦。
再加上贾谊年少气盛,看不起文帝的宠臣邓通,认为他不学无术,只知逢迎、拍马。
为此,邓通怀恨在心,经常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。
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,汉文帝便对贾谊逐渐地疏远了,直至把他贬出京城,安排他去做长沙王的少傅。
对此,唐代文人多持批评态度。
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中说:“屈贾谊于长沙,非无圣主”;刘长卿过贾谊故宅时,也恨憾交识,写下了“汉文有道恩犹薄,湘水无情吊岂知”的诗句。
“圣主”也好,“有道之君”也好,全抵挡不住身旁奸佞的谗毁。
而贾谊自己,就更是满怀着悲愤,抑郁不平。
他想到了与自己身世、命运相类似的爱国诗人屈原——他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的!于是,惺惺相惜,感怀不尽,在他南行路过湘江时,写下了一篇《吊屈原赋》,表达其对前贤往哲的无限景仰之情,也倾吐一番自己的怨怼与悲愤。
后来由于文帝的思念,贾谊又曾一度被召回长安。
不过,当时尽管老臣灌婴、周勃等,或已死去,或遭罢黜,但是那个宠臣邓通还在皇帝身边,这样,贾谊仍然未能获得实际上的重用,不久,便被派往山东定陶,到梁王那里当了太傅。
不过,人才是难以埋没的,是金子总要发光,锥处囊中也要脱颖而出。
贾谊不愧是一个盖世奇才,虽然远离枢要,却能高瞻远瞩,居安思危,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,看到了里面潜伏着的严重危机。
针对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,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,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,其中最著名的就是《治安策》,就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,写出见解深刻、针对性极强、富有高度预见性的政治评论。
单就文学性来说,这也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散文,以其说理透彻、逻辑严密、气势磅礴而垂范千古,传之久远,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鲁迅曾说,贾谊与晁错的文章“皆为西汉鸿文,沾溉后人,其泽甚远”。
毛泽东也予以高度评价,说:“《治安策》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,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,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,全文切中当时事理,有一种颇好的气氛,值得一看。
”围绕着他的身世、际遇,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、信任这类问题,后代诗人写出了许多史论式的诗篇,提出了不同看法。
就中以唐宋诗人的三首《贾生》诗,最具有代表性。
我们先来看宋代诗人张耒的《贾生》诗:贾生未免孝文疑,自古功名叹数奇。
逐得洛阳年少去,白头绛灌亦何为!诗的主旨,是要说明为政应该起用新生力量,充实新鲜血液,提拔年轻有为之士,否则,就会暮气沉沉,因循守旧,无所作为。
作者明确指出,汉文帝把“洛阳年少”贾谊逐出朝廷,剩下那些白发苍颜的周勃、灌婴一辈老臣,又能有什么作为呢?这是从不重视提拔新进的角度批评汉文帝的;当然,用意在于借古讽今,说的是汉文帝,剑指的却是本朝掌权者。
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《贾生》诗,同样批评了汉文帝。
“可怜”二字,表明了他对汉文帝虽然召“访逐臣”,却并未加以重用的惋惜之情:宣室求贤访逐臣,贾生才调更无伦。
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!这首诗所写的背景是:贾谊在长沙住了几年以后,文帝又把他召回长安,并于祭神祈福之后,在未央宫的正殿(宣室)接见了他。
谈话中,问到鬼神的本源等问题,贾谊都对答如流,文帝听得入神,不觉向前移动,以便靠得更近一些,这时已经是夜半了。
李商隐的诗是说,汉文帝求贤才,访逐臣,一片思贤若渴之情,十分可嘉;但是,当贤才果真来到了身旁,却又只问鬼神之事,而并不涉及治国安民的大计,这哪里是真正重用呢!关于这个问题,向来聚讼纷纭,莫衷一是。
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:一种认为,封建统治者“叶公好龙”,拉开很大的架式,似乎要重用贤才了,实际上却根本不知用人,李商隐的诗可说是这种意见的代表。
另一种看法,以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的《贾生》诗为代表:一时谋议略施行,谁道君王薄贾生!爵位自高言尽废,古来何啻万公卿!王安石认为,汉文帝实际上还是重视贾生的,尽管没能提拔他为三公九卿,但他的政治主张已被施行,所以不能说贾谊是怀才不遇。
自古以来,又有多少位列三公九卿之人,获得的只是一个爵位,而对其政治主张,皇帝则根本置之不理啊!所以,遇与不遇,恩宠厚薄,不在乎爵位之高低,而在于他的政治主张是否得以实施、采用。
应该说,王安石的诗抓住了要害问题,它不仅阐明了有关用才方面的卓越见解,而且,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。
班固在《汉书•贾谊传赞》中就是这样写的:“谊之所陈,略施行矣”,“虽不至公卿,未为不遇也”。
看得清楚,王安石的诗正是从这两句史论中化出来的。
当然,从普遍意义上说,李商隐的看法也很有道理。
知而不用,用而不专,多疑善忌,“叶公好龙”,恰恰反映了封建君主在选才、用才上的阶级局限性。
严光:忍把浮名换钓丝严光受儒家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和老庄哲学的影响,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、腐朽的官场,设想通过避官遁世、归隐山林,挣脱这个锦绣牢笼,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,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,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。
应该说,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,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,却须以终身的安贫处贱为代价。
一为绝妙的山水小品《与宋元思书》所吸引,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,乘船溯富春江而上,自富阳至桐庐,而后又畅游了七里泷。
“风烟俱净,天山共色,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。
”那该是多么自在逍遥,任情适意呀!此刻,我对当年驾着一叶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闲游的吴均,真是艳羡极了。
吴均生当南北朝时代,精于史学,曾奉诏撰写《通史》;而一部《齐春秋》却使他招了祸,梁武帝恶其实录,下令焚书、免职。
看来,他的仕宦生涯并不是很顺畅的。
这从这封短简的最后,偏要浓重地缀上一笔:“鸢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;经纶世务者,窥谷忘返”(意思是,即使像苍鹰那样直上青云的追求高官厚禄者,仰见这样奇丽的群峰,也会止息他们的久慕荣利之心;而那些整天忙于经营世务的人,窥望如此隽美的幽谷,更将在此间流连忘返),也可以察知一二。
其间,固然有向友人极力张扬富春山水无穷魅力的用意,但主要地还是抒写其对于避官遁世、退隐山林的向往之情,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怀,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。
客轮继续在碧绿如油的江流中缓缓行驶,航路回环曲折。
但不管怎样左弯右拐,眼前面对的总是连绵起伏的屏风一般的翠岭晴峦,尤其是七里泷,天光、水色、林影、岚烟,澄鲜一碧,景色绝佳。
早在两汉之交,严子陵老先生就选中了这个地方,隐居度日,渔钓终生,他的好眼力,好运气,着实令人叹服!严光,字子陵,会稽郡余姚县人,早年曾同南阳郡的刘秀一起四出游学,彼此结下了很深的交谊;刘秀起兵之后,他帮助拿过一些主意,因而深得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器重。
可是,当刘秀夺得了天下,登上皇帝宝座之后,文官武勇,风虎云龙,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,惟有严光却躲得远远的,改名变姓,高隐不出。
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才情、人品,很想请他出来协助治理天下,便凭着往日的记忆,着人图写严光的形貌,下令各个郡县按图察访。
后来,有人上书报告,在富春山下,发现一个身披羊裘,渔钓泽中的男子,形迹颇似其人。
光武帝当即派人访查,果然是那个严光。
于是,备下车辆和璧帛前往延聘,但是,严光却推辞至再,拒绝出山,使者往返三次,才勉强登车来到京城洛阳。
官居司徒的侯霸,与严光也是老朋友,听说他已到京,便遣人送信,邀他晚上在相府会面。
严光问来人道: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,现在可好一些了?来人答说:他已经位至三公,没有看出来怎么傻呀。
严光紧着摇头说:我看他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。
使者忙问其故,严光笑道:你说他不傻,那他为什么不想想:我连天子都不肯见,难道还能见他这个臣子吗?最后,应使者苦苦请求,严光口授了一封短简给侯霸。
大意是,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,很好。
以仁义辅佐君王,天下人都欢迎;如果一味阿谀顺旨,可要当心送掉自己的脑袋。
侯霸看过,便把短简呈送给光武帝,光武帝笑说:我这个狂妄的伙伴啊,还是那个老样子!说着,便马上登车来到了严光住所。
当时,严光正在躺着休息,皇帝来了也不肯起来。
光武帝无奈,只好走进他的卧室,抚摸着他的肚子叫道:“喂,子陵!难道你就不能协助我治理天下吗?”严光仍是佯作睡去,闭目不应,过了好一会儿,才睁开眼睛熟视,说:从前唐尧以盛德著称,但仍有巢父隐居不仕。
人各有志,何必相逼呢?光武帝无可奈何地说:我贵为天子,富有四海,可是,竟不能屈你为臣呀!说罢,叹息登车而去。
过了几天,光武帝再次亲自前来敦请。
他们在宫中忆叙了旧日的友情,讨论了治国之道,相对累日。
谈得困倦了,便同卧在一张床上,严光竟“以足加帝腹上”,于帝王之尊,视之蔑如。
第二天,太史慌忙奏报:有客星犯帝座,情况十分紧急。
光武帝笑着告诉他:不必大惊小怪,是我与故人严子陵共卧一床啊。
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,但他坚决不肯接受,执意回去隐居,皇帝不便勉强,只好听其自便。
这样,严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里泷中,钓他的酸菜鱼去了。
十二年后,光武帝再次聘他入朝辅政,他仍然不出,最后寿登耄耋,安然故去。
后人就把他隐居之地称为严陵濑,指认江边两座拔地而起的突兀石台为严子陵钓台,并在钓台旁边修了一座严先生祠,历代奉祀不衰。
参谒过祠堂之后,我应主人之邀,即兴题了两首七绝:忍把浮名换钓丝,逃名翻被世人知。
云台麟阁今何在?渔隐无为却有祠!江风谡谡钓丝扬,泊淡无心事帝王。
多少往来名利客,筋枯血尽慕严光!二七里泷既然是严子陵避官归隐、耕读渔钓的所在,当日无疑是非常阒寂的;今天却已经熙熙攘攘,游人云集了。
但桐庐人毕竟是高明的,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,没有趋时媚俗,像某些风景点那样,在钓台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筑或者游乐设施、神怪景观,而是以弘扬华夏文明为宗旨,坚持高雅、朴素的原则,把钓台建成一处兼具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高档次的文化景区。
从江边的严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钓台原有一条六百多个石阶的通道。
为了增加文化内涵、减除游人寂寞,他们依据山势起伏,在绿树、修竹掩映中,另建一条婉若游龙的长达四百米的碑林长廊,选刻了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名篇,书法家均属当代国内一流,遍布三十一个省、区、市以及港、澳、台地区,题诗、作字的还有国外的一些汉学名家。
风景管理区还从六朝到明、清曾经游访、吟咏过钓台的著名文学家中遴选出二十一位,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。
一个个绰约生姿,神情毕现。
李太白悠然斜卧在青花石板之上,与他所爱慕的“高山安可仰”,“风流天下闻”的孟浩然长结芳邻。
陆放翁、辛稼轩,分别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诗人、爱国词人,他们风格、气质十分接近,又生活在同一时代,只是由于奔波南北,平生缺乏接触条件,令人引为千秋憾事。
现在,他们一前一后比肩而立,总算有了诗酒谈欢,酌诗论文的机会。
在翠竹琳琅,亭阁参差的大自然怀抱里,一切纷争、矛盾都会得到淡化、冰释。
当年,北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,一为反对新法的领袖,一为变法的首脑。
二人年岁相仿,游处相知之日甚久,却是一对政敌,议事每相龃龉。
司马光曾三次致书王安石,对新法陈列了四大罪状,进行无情地攻击;王安石也写了《答司马谏议书》,予以针锋相对地驳斥。
他们在同一年死去,直到最后也未曾和解。
九百多年过去了,此刻,闲居于钓台之侧的王安石,正意兴悠然,捻须漫步,一改其生前的峻急、激烈之态;那边,司马光也在信步闲行,二人离得很近了。
不妨设想,他们聚在一起,肯定会谈起严光、钓台以及富春山水的话题,也许要说:严子陵真是个老滑头,他可比我们逍遥自在多了,人生七十古来稀,他竟活了八十岁,了不得,了不得!我们时而在石径上漫步,仰瞻这些文豪、巨擘的丰采,同他们一起徜徉于青松翠竹之间,欣赏着水色山光,林峦佳致;时而沿着碑廊,骋心游目,不断地为那些警策的诗篇和灵动的笔势拍掌叫绝,完全忘记了登山的劳累。
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,各自的着眼点不同,见解也常有歧异,集中到一块来展读,颇似参加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。
对于严子陵的品格风范和价值取向,多数诗人、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。
宋人黄庭坚的诗,可说具有代表性:“平生久要刘文叔,不肯为渠作三公。
能令汉家重九鼎,桐江波上一丝风。
”他的意思是,虽然子陵与光武是故知,却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贵。
那么,是否就没有支持光武帝呢?当然不是。
严光以其桐江垂钓的一丝清风,使令汉家天子的身价重于九鼎。
有的诗以二者相比,结论是:“世祖(刘秀)升遐夫子(严光)死,原陵(光武帝墓园)不及钓台高”。
有的诗说,“汉家世业成秋草,江月年年上钓台。
”在久暂、存亡的对比之中,显现出二者价值的高下。
有些诗文借高士严光来讥讽那班热心荣名、奔趋利禄之人。
道光年间进士李佐贤有句云:“经过热客知多少,尝被先生冷眼看。
”最有趣的是李清照的《夜发严滩》诗:“巨舰只缘因利往,扁舟亦是为名来。
往来有愧先生德,特地深宵过钓台。
”宋室南渡后,女诗人只身漂泊于浙中一带,此诗就是她从临安去金华,船经钓台时所作。
也有一些诗善作反面文字,读来饶有情趣。
元人贡师泰有诗云:“百战关河血未干,汉家宗社要重安。
当时尽着羊裘去,谁向云台画里看?”可说是责问得有理,抓住了要害。
是呀,如果都像严光那样披着羊裘钓鱼去,汉家江山还要不要了?那样,云台麟阁的功臣就再也没有了。
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:“一着羊裘便有心,虚名传诵到如今。
当时若着蓑衣去,烟水茫茫何处寻?”讥剌严子陵虽以渔钓避官,却也有沽名钓誉的一面。
不然,为什么偏偏要披羊裘以立异呢?想来即使起子陵于地下,恐怕也难于置辩。
而且,自古以来,一提到“钓鱼”,人们便会联想到磻溪钓叟姜太公“直钩钓王侯”的传说,想到那位“以虹霓为丝,明月为钩”,志在建不世之功的“海上钓鳌客李白”;直到今天,人们还把以小取大的投机行为称作“钓鱼”。
但是,平心而论,综观严子陵屡征不就、决意归隐的全部经过,又确实觉得这种“诛心之论”有些过于挑剔,不免为严老先生叫一声“冤哉枉也”。
明代诗人汪九龄有一首七律,劈头就讲:“竟日垂纶江上头,先生原不为名钩!”接着,摆事实讲道理,进行有力的辩白,好像是专门为此而作的。
围绕着“羊裘”问题展开一番讨论,这也算得是骚坛上的一重公案吧?三看过了碑廊,我们又循着蜿蜒的石径继续往上攀登。
经过几度曲折,来到一处叫做中亭的地方。
这里恰在山腰正中,丛林掩映中现出一颗高大的石笋,旁面伸出两条岔路,分别通向左右上方的东台与西台。
我们稍事喘息,便顺着路标的指引,向着东面的严子陵钓台奔去。
站在百丈高崖之上,眺望滚滚江流,遥想子陵当年僻处江隅,过着耕樵渔钓的近乎原始的生活,该历尽多少艰辛,付出何等代价呀!过去看到一些描写隐士生活的诗文,往往是北窗高卧,长松箕踞,或者寒林跨蹇,踏雪寻梅,都是逍遥自在得很;而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
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词中所描写的,就更是充满了逸趣幽思,诗情画意。
实际上,这种诗化了的隐逸生活,只有少数人可能享得,大多数隐士是沾不上边的,起码严子陵不具备这个条件。
古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,总要寄身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,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,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、贫困化的经济物质生活,自然难免饥寒冻馁之苦。
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,尚且时时苦吟:“夏日常抱饥,寒夜无被眠。
造夕思鸡鸣,及晨愿鸟迁”,“饥来驱我往,不知竟何之”,更何论其他呢!看来,隐士并不是好当的,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。
对于他们来说,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的折磨,而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,所谓“隐身容易隐心难”。
隐士幽居与烈妇守节有些相似,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,毋宁说,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。
就是说,找一个远离尘嚣、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,把身子安顿下来,比较容易做到;可是,要真正使心神宁寂,波澜不兴,却须破除许多障碍,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。
士者仕也。
“学成文武艺,售与帝王家。
”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,不是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的多元价值取向,而是一条人生的单行线,万马千军都要通过登朝入仕这条独木桥。
任何一个隐逸的士人,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学的教育。
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和太上立德、其次立功、其次立言的人生“三不朽”抱负,从小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。
他们总是以社会精英自居,抱着经邦济世、尊主泽民的理想,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。
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的抱负,就必须凭借权势,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,“道非权不立,非势不行”。
(《说苑》)他说,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,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。
为什么?就因为一者有权位,一者没有权位。
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,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?唯有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爬上去。
而避官归隐,却是与此南辕北辙,大相迳庭的。
古代士人的隐心,分自觉与被动两途。
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,仕途阻塞,折向了山林。
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,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,“磨损胸中万古刀”,逐步收心敛性,战胜自我,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。
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,奉行“不为有国者所羁”、不“危身弃生以殉物”的价值观,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;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,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,在阐发“自然无为”的道家哲理中体悟到人生的真谛,领略着人生的乐趣,并获致精神的慰藉。
甚而如同禅门衲子一般,卸掉人生的责任感,进入政治冷漠、存在冷漠的境界,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、不介入;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,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。
隐心,就要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,进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转移。
隐逸之士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,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,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、轻松感。
他们往往把山川景物作为遗落世事、忘怀人伦的契机,或者向田夫野老觅求人情温暖,向浩荡江河叩问人生至理,在文学艺术中颐养情志,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,用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苦恼和功利考虑,使隐居中的寂寞、困顿和酸辛,从这些无利害冲突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,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。
隐心,还须战胜富贵的诱惑,陶渊明就有过“贫富常交战”的切身感受。
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;妻儿、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;朝廷、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;同学少年飞黄腾达、志得意满的显耀,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。
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,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,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。
这里就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:“严陵不从万乘游,归卧空山钓碧流”(李白诗),那样透彻、决绝,义无返顾地避官遁世,究竟出于何种考虑?坐在钓台高处,披襟当风,登临远目,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
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:同所有的真正隐士一样,严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砺为代价来换取一已之高洁。
为的是获得一种超然世外的心理宁贴,“逍遥一世之上,睥睨天地之间,不受当时之责,永保性命之期”(仲长统语)。
一个人在其生命与人格进入成熟期后,都会有面对人生的自我设计。
在那“方今之时,仅免刑焉”,各种社会力量互相搏斗、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封建时代,人生总是难以安顿的。
从他呱呱堕地、步入滚滚红尘伊始,便被命定地抛向了随时制约他的外部世界,周旋于各种社会角色之间,即使耗尽毕生精力,也难以肆应自如。
严光受儒家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”和老庄哲学的影响,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、腐朽的官场,设想通过避官遁世、归隐山林,挣脱这个锦绣牢笼,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,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,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。
应该说,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,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,却须以终身的安贫处贱为代价。
当然,严光的毅然决然高飞远引,还有全身远祸的考虑,所谓“贤者避世,明哲保身”。
西汉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,彰彰犹在眼目。
正像后来的诗人所咏叹的:“遂令后代登坛者,第一思量怕立功!”光武帝在历代帝王中虽为少见的未杀功臣者,但他的废黜发妻郭后和太子疆,难免时人的腹诽心谤,后代的诗人就更不客气了。
明初的学者方孝孺写过这样一首诗,算是窥见了严子陵的深心:“敬贤当远色,治国须齐家。
如何废郭后,宠此阴丽华?糟糠之妻尚如此,贫贱之交奚足倚!羊裘老子早见几,独向桐江钓烟水。
”从内容上可以判定,这首诗是批评光武帝的,诗人却偏偏标为《题严子陵》,也透露了个中消息。
其实,杀戮功臣这类举措和封建制度相关,原不宜以君王的个人品质、性格作简单的诠释。
封建君主要维护其万世一系的“家天下”,就必然要对那些可能造成威胁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严加防范,因而“鸟尽弓藏”、“兔死狗烹”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。
君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,它的性质与利害关系决定了最后必然导致冲突的爆发。
而且,封建君主的独裁专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。
严光要摆脱王权的羁縻,把握一已的命运,维护其人格独立,就唯有逃开伴君如虎的官场之一途。
严光是很有政治远见的。
果然,在他死后四年,就发生了伏波将军马援蒙冤遭谴的事件。
马援戎马终生,功高盖世,北征朔漠,南渡江海,“受尽蛮烟与瘴雨,不知溪上有闲云”(袁宏道诗),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,马革裹尸。
最后,竟因从交趾载回一车薏苡粒,被诬陷为私运明珠、文犀,在“海内不知其过,众庶未闻其毁”的情况下,光武帝勃然震怒,削官收印,严加治罪。
其时马援已死,妻孥惊恐万状,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。
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。
唐代诗人胡曾深为马援鸣不平,有句云:“功成自合分茅土,何事翻衔薏苡冤!”劳苦功高如马伏波者,尚遭遇如此惨痛下场,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,操纵其生杀予夺之权了。
严光尽管隐身渔钓,对于朝中故人的情况想必也有所知闻:侯霸只是因为举荐了一个为光武帝所不喜欢的人,险些遭致杀身之祸。
而他的继任者韩歆,因为直言亟谏,触怒了光武帝,最后,被逼自杀。
四从严子陵的避官遁世,大家自然地联系到了隐士的类型以及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。
隐士本是一个群体,他们各各不同,但总有些共同的特征,因此,大家觉得有必要画一幅能够概括这些特点的粗线条的隐士肖像:一是隐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的士人——古代的士人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;二是虽然他们的智慧与才能高出于一般人,但却不求闻达,不入仕途,洁身守素,远居山林,许多人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原始化、贫困化的状态;三是他们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,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,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;四是他们忽视物质的享受,追求精神的超越,鄙弃以利相交、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,向往恬淡自然、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;五是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、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。
就封建时代的士子隐居遁世的情况来考察,清人陈日浴说:“或有执志而有所待者也;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也;或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”。
(《续高士传》序)这里既含有对客观现实的评价,也包括主体的价值判断,应该说,有一定的概括力。
但要排列顺序,首先应是“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”,如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的巢父、许由。
晋皇甫谧《高士传》中记载,许由初隐于沛泽,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,而逃耕于颍水之阳、箕山之下。
后来,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,许由不愿闻之,而洗耳于颍滨。
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,见许由洗耳,问明缘由,便责备他隐居不深,欲求名誉,以致污秽犊口,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。
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,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,绝对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,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。
严子陵也应属于这方面的典型。
他们认定社会现实、仕途官场是污浊的,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,与俗流同污,洁身自好,独立超群,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”。
要在攫取爵禄、奉侍王侯之外,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,实现自我选择、自我主宰,保持独立人格、自由意志。
否定外在权威,卸却自身责任,远离功利,逆俗而行,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标志。
据《庄子》记述:舜以天下让善卷,善卷曰:“余立于宇宙之中,冬日衣皮毛,夏日衣葛絺。
春耕种,形足以劳动;秋收敛,身足以休食。
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。
吾何以天下为哉!”奋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,对于此类隐士来说,这就是一切。
唐代诗人贾岛对于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涯有过生动的描绘:“虽有柴门长不关,片云孤木伴身闲。
犹嫌住久人知处,见拟移家更上山。
”这使人联想到庄子讲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。
他隐居于山洞之中,齐国君王来看望他,引得周围许多人向他致贺。
他据此进行反思: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现,他人才能够知道;我必定是名声外扬,对方才前来找我;我有了行动表现,名声外扬,才招惹周围的人前来致贺。
经过这么一番痛切反省,他终于大彻大悟了,从而变成了“形如槁木,心如死灰”,实现了主体心智的全面泯灭。
至于“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”,最典型的应是庄子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: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,便用重金聘他为相。
庄子却对使者说:“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?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,喂的是上好的草料,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,把它宰掉。
到那时候,牛即使后悔,想作个孤弱的小猪崽,还能做得到吗?”宁可终生安贫处贱,也不去涉足“天下无道,礼坏乐崩”,置身于严重无序状态的乱世,更不去当那时时有性命之虞的卿相。
庄子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
乱世全身之隐者,还有阮籍、嵇康。
魏晋之际是中国社会最动荡、政治最混乱的时期,统治集团内部火并激烈,政权更迭频繁,战乱连年不断,“名士鲜有存者”。
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,嵇、阮无时不存忧生之惧和避祸之念。
他们佯狂隐迹,肆情放诞,或箕踞啸歌,或纵酒酣放,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,力求弭灾避祸,保性全身。
在这种所谓“魏晋风度”的影响下,当时仕与隐的界限比较模糊,先隐后仕,先仕后隐,亦仕亦隐,五花八门。
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却是一致的。
当然,有的也不能尽如所愿。
嵇康在山阳隐居二十年,不求仕进,不问功名,但是,最后终因隐身而不能隐心,还是做了司马氏的刀下之鬼。
阮籍比嵇康聪明一些。
司马昭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,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,而阮籍既不情愿结这门亲戚,又不敢公然拒绝,便从早到晚喝酒,整日烂醉如泥,连续沉醉六十天,媒人无奈,怅然走开,司马昭也只好作罢。
下场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惨,但他内心的苦痛却是无时或已,异常强烈的。
他常常驾车载酒,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,突然马停了,原来路已到了尽头,不禁放声大哭,把那无边的积懑一股脑地抛洒出来。
在中国,历代隐逸的士人,多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,总体上说,隐居避世也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方式。
但是,这种反抗往往是消极的。
面对社会动乱、政治黑暗、忧患频仍的现实,当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纾难、拼力抗争之时,他们却置身尘外,不预世事,彻底卸去两肩责任,一味考虑保性全身,追求生命的怡悦。
虽然,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为虐、为虎作伥者高洁得多,但是,终归难免“无补于世”之讥。
当然,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:在社会大动乱时期,就创造、保存和传递文化成果、文化精神来说,隐逸的士人有时能够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。
“国家不幸诗家幸,赋到沧桑句便工。
”这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。
历代隐逸之士都奉《庄子》为圭臬。
《庄子》一书对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玄远、旷达、淡泊、飘逸,成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,从而也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的高标。
正是由于隐逸之士对政治与事功的背弃,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调整与精力的转移,因此,在一定程度上,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。
所谓“有执志而有所待”,是指一些隐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,但并不急于出山,而是审时度势,择主而从。
隐居待时,一出即为帝王师,是这类士人的理想际遇。
他们奉行“隐居以求其志,行义以达其道”的孔门圣教,在他们看来,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。
隐居并非忘世,乃是养志守道,为将来的闻达作思想与智能的准备,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、完善自己的过程。
正由于他们把“隐居”与“行义”看作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,所以,虽然身在山林,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,而且,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。
最典型的,如殷周时的吕尚,三国时的诸葛亮,元末明初的刘基等。
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,即常常会友交游,纵谈时政,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,后经刘备三顾茅庐,出山建业,终于夙志得偿。
还有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、心系朝廷,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,如以“山中宰相”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。
他在三十六岁之前,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,后来,因求宰县未遂,而挂朝服于神武门,辞官归隐。
梁武帝即位后,屡次召他入仕,均被拒绝。
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,都要找他咨询,月中常有数信往来,时时参与朝廷政务,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。
另有一类隐士,实际是以隐逸作掩护,而从事最前沿的政治。
他们绝不与朝廷合作,以至处于尖锐对立状态,如殷朝末年的伯夷、叔齐,明末的八大山人、王夫之、黄宗羲等。
黄宗羲认为,没有亡国之痛就
后记

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一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,泛称士子,或儒生、儒士;做了官就叫做士大夫。到了现代,知识分子的概念就广泛得多了,一般指中专以上学历的读书人;它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,而古代知识分子则专指掌握四书五经的人,医生、术士、工程设计者并不包括在内。 古代知识分子,有些什么重要品格、基本特点呢? 其一,强调不仅要有知识,同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,所谓社会的良心、时代的眼睛。单就这一点看,倒有些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相似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担当意识,有绵延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,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。也正是为此,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,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价值。中国古代被称为“四民社会”——士农工商。那三类分担着社会人生的实际工作,唯独士承担着治国理政、传播道统的特殊使命。所谓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。据钱穆先生考证,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士的存在;像春秋时代的列国卿大夫中的柳下惠、管仲、晏婴、子产等人,都已经成为后来士的代表人物。他们是贵族,有地位,有特权。而被称为“素王”的孔子,则是平民学者的典型。但其思想塑造着尔后两千余年的文化人格,因而被后世尊为“万世师表”。看得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。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,我们依然可以从鲁迅先生的小说(如《长明灯》)中看到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近乎痴狂的信服甚至崇拜。 其二,古代知识分子具有“游士”性质,即流动型的知识分子。由于他们地位特殊、价值崇高,这就衍生出“欲得天下,必先得士”的社会现象。当时列国诸君,尊贤养士之风十分炽盛,以至于平民学者取代了贵族阶级在学术文化上的权威地位。为了行道,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,孔子率领弟子们冒着仆仆风尘周游列国。他先是在鲁国参政,三年后,对朝政感到失望,率领部分弟子前往卫国。这年他是五十四岁。中间三起三落,待了四年,又去了陈国。人家说他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。后来又遇到战事,只好从陈国逃离,奔往楚国,路上忍饥挨饿,所谓“在陈绝粮”。尽管这样,他也并不灰心丧气,还是信念十足地说:“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”。但是,终究还是受到楚狂人的讥讽。不久,便又离楚回卫,发现并无重用之意,最后返回鲁国。这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,在外面足足转悠了十四年。亚圣孟子的处境,要比孔子好一些。仕途上虽然并不得意,但他在周游列国时,仍有“后车数十乘,从者数百人,传食诸侯”。梁惠王、齐宣王等当时最有权势的君主,都想笼络他。如果孟子稍稍迁就一些,即可以“立谈便至卿相”。 其三,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,那时的士具有一种超越品格。这首先表现在超越个人的经济利益上。孔子并不反对常人希求鲜衣美食,但他提出,倘使作为一个“士”,就应该“不耻恶衣恶食”。他说:“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。”而且,也不计较眼下或将来的报酬。从这个意义上,可以说,中国的士显现出一种宗教精神。特别是,当读书士子介人了政治生活,领取了国家的俸禄,就更应该夙夜在公,不能谋求个人私利。这就是说,士的凭藉是在道上,在人文理想方面,士的行为志向不以个人经济利益为转移,人生实践超越经济的制约。因此,有点类似于宗教。——和尚、道士都是超越个人经济利益和人生处境的。不同的是,庙里修行的是“单料和尚”,他们虽然没有家室之累,没有经济方面考虑,却并不参与政治;而中国的士是“双料和尚”,一方面,他们拥有家庭,只是不谋私利,“不别治生”,专事讲道、治学;一方面,还要参与政治,承担修、齐、治、平的社会责任。钱穆先生这种“双料和尚、单料和尚”的说法,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。 其四,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,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。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社会进步,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。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最主要特点。这与西方古代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。古希腊时期,知识精英强调理论的理性、思辨的理性,叫做“静观的人生”,与后来的“行动的人生”是相互对立的。到了中古时代,基督教行世,宗教信仰压倒了古希腊的理性,哲学成了“神学的婢女”,知识分子在中古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存在的空间。即使有理想,也是在天上,而不在人间。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,他们关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,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,正如马克思所说的:“哲学家从来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,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。”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,包括那些大思想家,真正只想做“哲学家”,像古希腊时那样,只想做一个世界“静观者”,而不想去改造世界的很少很少。中国也从来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有组织的统一的教会,说是儒、释、道三教并立,但儒家始终处在主体地位。儒家追求“知行合一”、经世致用,强调人生“三不朽”,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,到了北宋大儒张载那里,目标就更高大了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在这种原则指引下,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个宏誓大愿,就是按照圣人规定的理想目标去改变世界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和政治不可能分割开来。 为了参与政治活动,实现政治主张,孔子、墨子都毕生奔走于列国之间,所谓“孔席不暇暖,墨突不得黔”,至于专意讲学著书,那是晚年的事。即使如道家始创者老子、庄子,他们无意做官,但仍然通过著书讲学,表示对政治、理想的关注。他们在那里抨击政治、批判现实,同样证明了他们并没有抛掉政治意念。特别是老子,堪称“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”。老子主张“无为”,他是无为而无不为,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与权谋。可以说,以国家、社稷为重、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忧患意识,是后世历代知识分子的主题词。范仲淹的名句: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退亦忧,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日: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如同余英时所言,越是遭逢“天下无道”、“世道浇漓”的乱世,孔子的“圣教”便越发显现出它的力量,参政、救世也就成了立身之本。从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,誓“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”,到明清易代之际,顾炎武提出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 …… 四 谈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,必然会涉及出世人世这样一个根本出路问题。 在古代,所谓人世,其实就是人仕。大体上有两个途径:一是绝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。自隋唐以后,科举占据了中国士人生活的大部分,如当今的高考一样,孩子们在幼年时候便开始接受适合这种模式的塑造型教育,士人们在乡间三年一考,成为举人,举人取得去京城考试的资格,然后成为进士,进而参加有皇帝当主考官的殿试,到达顶点。最后只有个别人成为幸运儿,有的人一辈子也考不上,结果把一生精力全都耗在接二连三的应试中了。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愤慨激昂地指出:封建制度下的士子,“非哦几十年八股,非写几十年白摺,非当几十年差,非挨几十年俸,非递几十年手本,非唱几十年喏,非磕几十年头,非请几十年安,则必不能得一官、进一职”。待到捞得“红顶花翎之服色,中堂大人之名号”时,已是“脑髓已涸,血管已塞,气息奄奄,与鬼为邻”了。宋朝时,就有七十多岁的老者赶考,进了考场写不出来,只能写“吾老矣,不能为字也,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”。还有个乾隆时代的老书生谢启祚,屡试不第,直到九十九岁才考中了举人。他也写了一首自嘲诗,以老处女自喻,抒写他中举之后苦辣酸甜、百感交集的心情:“行年九十九,出嫁弗胜羞。照镜花生面,光梳雪满头。自知真处女,人号老风流。寄语青春女,休夸早好逑!” 当官的另一种途径是入幕。据资料介绍,幕宾,或称幕友,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营辕,以其知识与经验佐助主官,称为人幕。幕宾与其主官虽是雇佣关系,然而既非属官,亦非奴仆。主官对幕宾要待以客礼,遇事相咨相商,有如宾友。幕宾由主官私人付酬,年终或节庆主官另有馈赠。经主官保举,还有可能获得朝廷奖述,进身官场。这种寄人篱下被供养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。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往往会出现以某些人为中心的政治圈子、学术圈子的缘由。 那么,出世呢?最常见的形式,就是隐居不仕。这里分种种不同情况: 最高超的是像东汉初期,富春江上终身渔钓的严子陵那样,即使皇帝亲自来请求,也不入仕。战国时的伟大思想家庄子,也是这样。 他们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,奉行“不为有国者所羁”的价值观,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;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,以取代那些孑L门圣教;通过亲近大自然,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,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、轻松感。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 有一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,仕途阻塞,便折向山林。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,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,逐步收心敛性,战胜自我。有些人开始是登龙入仕,干了一些年,幡然省悟,抽身而退。像陶渊明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,归去来兮j还有郑板桥,也是属于这种情况。 退了以后干什么?大多数隐居不仕的人,并不是像庄子、严光那样,渔钓终生,而是从事各种社会事业,只是不肯当官。有些人著书修志,教书授徒,或当家庭教师,或执教于某些教育机构,比如书院,作为谋生手段。历史上,大量隐士其实又是政治人物,他们奉行“隐居以求其志,行义以达其道”的孔门圣教,在他们看来,出世与人世是统一的。隐居并非忘世,乃是养志守道,为将来的闻达作思想与智能的准备,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、完善自己的过程。所以,虽然身在山林,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,而且,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。最典型的,如殷周时的吕尚,三国时的诸葛亮,元末明初的刘基等。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,即常常会友交游,纵谈时政,每自比于管仲、乐毅,后经刘备三顾茅庐,出山建业,终于夙志得偿。有的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、心系朝廷,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,如以“山中宰相”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。他在三十六岁之前,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,后来,因求宰县未遂,而挂朝服于神武门,辞官归隐。梁武帝即位后,屡次召他人仕,均被拒绝。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,都要找他咨询,月中常有数信往来,时时参与朝廷政务,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。 当然,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。黄宗羲、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,重于功名利禄,甚至重于生命,立志终身不仕,潜心著述,粹然成为一代宗师。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,断言“为天下之大害者,君而已矣”。明确指出,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,非天下之法;法乃天下之公器,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。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《法意》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,提前一个世纪左右。康熙年间,陕西有个李二曲,抱定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,称病在家,不去应试博学鸿词,官吏一再催逼,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,只好作罢。后来,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,“凿壁以通饮食”,不与任何人见面,朝廷也拿他没办法。清初遗民中有一位天文学家,名叫王锡阐,隐居故里苏州吴江,夜夜爬上房顶,静观天象,发誓永不仕清,平常写字用篆书,不想使人认识,出门穿古装衣服,不使用清朝钱币,死时遗嘱,把棺材放在树上,不入葬异族土地。按说,本来已经隐居乡下、退出政治舞台,但还情系前朝,心怀故国。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“斩不断,理还乱”的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媒体关注与评论

王充闾的功底真好,举杯一唐诗,落杯一宋词。如今,这样的文人已经不多见了。——沈昌文(出版人,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兼《读书》杂志主编)充闾先生是当今中国作家中,少有的几位有大学问的人。——苏叔阳(剧作家、作家、诗人)王充闾的散文是散文困境中的一座丰碑。他独立的思想和情怀,在温和从容的书写中恰恰表现出一种铮铮傲骨,在貌似散淡的述说中坚持了一种文化信念。——孟繁华(文学评论家,沈阳师范大学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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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读文人》中,处处有“我”的身影和“我”之判断,因此好读而清新。书写了文人们的斑斓诗文和他们传奇般波折的身世,并对他们的命运进行了透彻多维的思辨性分析,给人以美蕴的熏陶和哲思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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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充闾的功底真好,举杯一唐诗,落杯一宋词。如今,这样的文人已经不多见了。——沈昌文(出版人,三联书店原总经理兼《读书》杂志主编) 充闾先生是当今中国作家中,少有的几位有大学问的人。——苏叔阳(剧作家、作家、诗人)王充闾的散文是散文困境中的一座丰碑。他独立的思想和情怀,在温和从容的书写中恰恰表现出一种铮铮傲骨,在貌似散淡的述说中坚持了一种文化信念。——孟繁华(文学评论家,沈阳师范大学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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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评论与评分
  •     没预想的好,真的很不错
  •     还喜欢,更没了文人风骨
  •     感觉还行!,文人的悲剧就在于摆不正位置
  •     如果你买了前几部,速度太慢
  •     肖瑞峰等人的这本倒是不错,建议傅先生学一学章诒和的文风
  •     可惜才下单就降价了!,挺有意思
  •     要知道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文人簡況,读读很长知识
  •     很不错的一本书,这本书越读越喜欢
  •     断层,大家风范
  •     非常道式的小书,买来了解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
  •     叫我怎么评价。,细腻的笔触将民国女子的种种传奇娓娓道来
  •     不对我的胃口。真的蛮散的。,民国类书看多了
  •     应该不错吧,是我老公喜欢的书!
  •     真有点傻气,感觉作者对某几个作家特别偏好
  •     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由衷居安思危的感觉,品味大家
  •     没什么能学到的东西,那个时代
  •     名家辈出的民国的底气,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感觉有点散乱。
  •     原价很贵,让我对民国时期的文人很感兴趣
  •     很喜欢,看见文人本来面目
  •     写得不错,大师的文集很耐看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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