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

出版时间:2011-4   出版时间:天津人民出版社   作者: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   页数:434   字数:300000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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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
前言

李树人天津是中国近代以来北方的重要城市,无论在政治上、军事上、经济金融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且在文化上也有着辉煌的过去,对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。天津是鸦片战争以来较早开埠的城市之一。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早,中西文化碰撞,产生了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,在他们的引领下,创造了灿烂的中国近代文化。天津是兴办近代教育最早的城市之一。维新时期,中国第一所大学——北洋大学,在天津成立;严范孙、张伯苓创建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;刘宝慈创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立小学。天津是中国近代报业最先兴起的城市之一。1902年《大公报》即在天津创办;以后又有《益世报》、《庸报》、《商报》陆续出版。天津是传播近代思想的前沿阵地。严复翻译的《天演论》最早发表在由他创办的《国闻报》每旬增刊《国闻汇编》上。近代以来天津出现过众多的文化名人,出生于天津或在天津生活工作过的名人,层出不穷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,曾有严复活跃在天津的新闻文化界,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“睁眼看世界”的先躯,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思想界,产生过重大影响,学贯中西的著名思想家、改革家梁启超,在天津完成了他的《饮冰室合集》。著名的佛教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出生在天津,他早期的文化活动很多是在天津进行的,他在近代艺术如话剧、美术、音乐等多个方面都是开创者,都是走在历史的前头的。著名语言大师赵元任也是出生在天津,他在许多领域特别是语言学方面,都有卓越的研究成果,作出过创造性的贡献。中国社会学鼻祖陶孟和也是天津人,他的《社会与教育》一书,是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社会学著作。他强调社会学一定要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,建立在科学统计的基础上。著名的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是中国发现甲骨文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、取得优秀成果的第一人。天津又有戏剧界如孙菊仙、尚和玉这样影响深远的名家。后来,诸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、中外史学大家雷海宗、元史名家杨志玖、美国史专家杨生茂,深谙中国古典文学的诗词大家顾随,古汉语专家马汉麟、裴学海,红学大家周汝昌,殷墟考古专家陈邦怀,戏曲大师杨宝森、厉慧良、骆玉笙、马三立、鲜灵霞等,他们都是享誉海内外的名人。此外,著名作家老舍、历史学家范文澜、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等,也都曾经在天津工作过。由此可见,天津的文化名人真可谓群星灿烂,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、有成就的、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名人,更是不胜枚举。这本《十二大学人》是从中选出的代表,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层面,说明天津在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和贡献。这十二位学人出现在天津,足以证明天津是地地道道历史文化名城,那种认为天津仅仅是工商业城市的看法,是片面的。综观这些学界的优秀代表,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,除了时代和他们的天资条件之外,都有如下的共同特点:1.立志高远,胸怀大志。本书所介绍的各位大师,他们多数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走过来的,他们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,亲自尝受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和掠夺,他们立志要改变中国的现状,发奋图强,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他们励志苦修,努力学习和从事多种问题的研究,为的是改变中国的命运,使国家富强,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。他们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明确,因而有无穷的动力,不怕千难万苦,终生奋斗不息。梁启超、严复、王照这些改革派的先躯,他们都有这种品格,他们为鼓动改革而奔走呼号,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而毫不畏惧退缩。他们的动力来自他们的一腔爱国热情。2.意志顽强,锲而不舍。书中介绍的十二位学人,他们之所以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,都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。他们定准一个目标,便终生为之奋斗。梁启超、严复等改革家先躯,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,他们放眼世界,吸收各国的先进思想,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,积极写文章出书,用以武装国民。严复曾明确说,办报写文章的目的就是“鼓民力,开民智,新民德”。这些先躯者都是学贯中西、著作等身的饱学之士。他们用有限的生命写出了常人可能用几生都难以写出的华章。如果没有顽强拼搏、锲而不舍的精神,是不可想象的。梁启超只活了五十多岁,写出了近千万字的《饮冰室合集》,没有顽强的意志和超强的毅力,是根本不可能的。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,为了甲骨文的研究,把一部《说文解字》背得烂熟于心,对各地出土的先秦文物逐一进行考证。辨识各种器物上的铭文,互相参证,才使得对甲骨文的研究一步步深入下去。书里介绍的十二位大师,莫不是对自己研究的领域如此痴情,如此下工夫。3.基础牢固,知识渊博。这几乎是一切有成就的专门家所共有的特点。书里介绍的诸位大家,都是自幼即打下了坚固的旧学基础,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非常熟悉的人,都是幼功非常扎实的人。他们个个都自幼熟读过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、唐诗宋词,对中国的历史非常了解。同时他们又广泛涉猎,对相关文化知识非常关注、注意学习。他们的知识面非常广泛。梁启超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,而且有着极高的学术水平,对有清以来的学术发展史有着精透的分析。严复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经济学、政治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法学等都有很高的建树。郑天挺专攻明清史,但对中国通史也非常熟悉。雷海宗教授既是世界史大家,又是能开中国史课程的少有奇才。为了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精华,他们又非常注意外语学习。他们的外语水平都非常高,有的精通几国语言,这才使他们真正成为学贯中西的人。像严复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陶孟和、何廉、方显廷、雷海宗等都是精通一国或几国语言的人。赵元任不仅精通英语,而且对法、德、日、俄等国语言也能熟练运用,并懂得拉丁文和梵文。他简直是语言天才,中国各地方言如浙语、粤语、闽南话、客家话等,他都掌握。4.道德高尚,虚怀若谷。中国传统文人都讲究道德文章。本书介绍的各位大师,都是道德高尚、真正可称得起德才兼备的杰出俊才。他们都有一颗爱国心,都是为了振兴中华而学习而工作的人。他们都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。梁启超那感人的家书,今天都可用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。李叔同、郑天挺、雷海宗等对待教学的认真态度,至今感人至深。他们的学生回忆起来都是满怀深情的。他们都是大学问家,同时又都非常谦虚。这几乎又是一个规律——越是有学问的人,越是虚怀若谷。郑天挺可谓是明清史泰斗式的大师,但他待人、待学问总是持一种谦逊的态度。他是一位真正的忠厚长者。他总是先看到别人的长处,所以他当领导就能网络真正有学问的人,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。南开大学历史系正是因为有了郑天挺、雷海宗而闻名中外。本书只选了十二位学人,但却代表了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、学人的整体面貌。他们的学术成就,他们的奋斗经历,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,我们当以他们为骄傲、为荣耀。2009年10月22日
内容概要

天津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。在中国近代史上,众多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出自天津。历史不会忘记他们。《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》是“
近代天津名人丛书”之一,记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。
《近代天津十二大学人》选了十二位学人,但却代表了近代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优秀知识分子、学人的整体面貌。他们的学术成就,他们的奋斗经历,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,我们当以他们为骄傲、为荣耀。
书籍目录

总序

近代天津第一学人严复
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梁启超
中国拼音字母的先行者王照
由儒入佛的律宗传人李叔同
我国著名甲骨文研究专家王襄
一代宗师赵元任
明清史学大家郑天挺
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雷海宗
中国社会学的鼻祖陶孟和
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和研究中国化的先驱——经济学家何廉和方显廷
高凌雯先生修志兴学事略

章节摘录

版权页:插图:七、晚年的思想“回归”严复在英国时,孙中山先生也在英国,中山先生慕严之名,前去拜访。
在谈话过程中,严复认为,要挽救中国,改变民智低下的状况,需从教育人手,不然的话,即有改革,害之于甲者,将见于乙,泯于丙者,将发于丁。
为今之计,惟从教育上人手,庶几逐渐更新。
中山先生不同意严复的看法,乃婉转地说:“俟河之清,人寿几何,君为思想家,我乃执行家。
”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严复又被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,他在任上亲手厘定了《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》。
几经挫折,这时的严复阅历已深,对中西文化的观察比较,已较年轻时深刻多了。
当时,他与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同居北京,吴的思想十分保守,深惧因新学的传播而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归于寂灭。
严复却不以为然,他说,新学愈发达,传统文化愈能得到发扬,因为新学只能起到“他山之石”的借鉴作用。
后来严复在一首诗里,写下了“乾坤整顿会有时”的话,证明他对中国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。
这一年,他还写下了著名的《与(外交报)主人书》,在这封信里,严复除了为中国规划出新的教育体制外,还精辟地阐发了他的中西文化观。
他认为,中国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愚、贫、弱,而不是中、西和新、旧的争论,以及用什么、或不用什么的问题。
只要能够解决愚、贫、弱,我们就可以“竭力尽气、皴手茧足以求之”,“虽出于夷狄禽兽(顽固派对西人的蔑称),犹将师之,等而上焉者无论已”,更不要计其中、西、新、旧。
不能改变愚、贫、弱的,“虽出于父祖之亲,君师之严,犹将弃之,等而下焉者无论已”。
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因为中国目前的处境实在太可悲了,中国四万万人的遭遇太令人痛心了。
这些话曾被认为是中西文化兼容并蓄的金玉良言。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严复抵达上海,应上海知交之邀,在青年会讲演政治学,后将讲演稿整理为《政治讲义》,于翌年出版。
彼时,复旦公学(复旦大学的前身)在上海创办,首任监督(校长)为马良(相伯)。
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马良赴日本,监督一职由严复继任。
不及一年,严复即因学校经费无着,向两江总督端方辞职。
旋应安徽巡抚恩铭的邀请,前往安庆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,不久又因学生无端闹事,向安徽提学使沈曾植说明情况后,辞去职务。
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严复又应直隶总督杨士骧之聘,回到天津。
在旅途中手批《王荆公(安石)诗集》以消磨时光。
他研究王安石是有所为而发的,他认为王安石的“变风俗”,就是自己所说的“开民智”。
王安石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,但失败得比商鞅、比王莽都惨。
究其原因,主要是社会上的苟且习惯不易祛,而人们又有妒嫉之性,以至权与名常成为众矢之的。
主观上,则是王安石不懂得适用于一郡一州的政策不一定适用于全国,如同今天适用于甲国的办法不一定适用于乙国一样。
再者,是王安石不了解反对新政而提出另一套办法的人,不一定就是坏人,而支持你、为你唱赞歌的,不一定就对你有利。
这种看法,无疑是深刻的。
后来,严复又把眼光扩大到宋代历史上。
他提出,研究历史应留心观察社会之异同。
古人好读前四史,主要是读其文字。
“若研究人心、政俗之变,则赵宋一代历史,最宜究心。
主观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,为善为恶,姑不具论,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之八九,可断言也”。
可惜的是,严复提出的这一重大课题,直到约半个世纪后,方为国内外的史学家所注意研究。
从宣统元年(1909年)开始,严复似乎交了一点儿好运。
这一年,清廷增设学部,尚书荣庆聘严复为审定名词馆总纂,开资政院,严复以“硕学通儒”被定为资政院议员,后来又当上了宪政编查馆督议官。
令人啼笑皆非的是,过了不久,清廷又钦赐严复这位屡试不第的57岁老人,为“文科进士出身”。
其实,严复对此早已麻木不仁了,这一天,严复写了一首诗《初七见邸抄作》,内有“生平献玉常遭刖(古代的一种刑罚,砍去双脚),此日闻诏本不图”之句,他那无所谓的心情,于此表现得是再清楚不过了。
第二年,清廷增设海军部,再授严复为海军协都统及海军部一等参谋官。
未几,改元民国,袁世凯窃得大总统职位,根据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建议,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。
当时北大共有学生五百余人,于1911年5月15日开学。
严复就任后,于北大的规制颇有更张。
如将经学、文学两科合并为一,改为文科,还自任文科学长。
后来蔡元培在评价这一改革时,认为严复所为,与德国之“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”,可见其意义之重大。
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当时严复任总统府外交、法律顾问,还应邀参加约法会议和政治会议,每天都要把战事情形译送总统府备览。
帝国主义之间的你争我夺,动摇了严复对西方文化的信仰。
这时他已明白看出,“彼族三百年之进化,只做到‘利己杀人,寡廉鲜耻’八个字”。
“西国文明,自今番欧战,扫地遂尽”。
“平等、自由、民权诸主义……乃至于今,其弊日见,不变计者,且有乱亡之祸”。
这就是说,中国若再盲目取法西方的自由、民主、平等,只能是自取祸乱。
就在这时,袁世凯上演了一出复辟帝制的丑剧,严复也因此一度陷入泥潭。
关于严复与袁世凯的关系,历史上便有些瓜葛。
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期间,慕于严复的大名,曾再四相邀,屡致延揽之意。
但严复深知袁的为人,采取了萧然自远的态度。
袁对此很是不满,说:“严某纵是圣人复生,吾亦不敢再用。
”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,由光绪帝的侄子溥仪继位,其父载沣辅政,称摄政王。
载沣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出卖其兄光绪的事一直衔恨在心,所以上台后便把身膺内阁总理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开缺,要他回籍养疴。
对于袁世凯的能力,严复是了解的,彼时新君继位,用人孔殷,严复认为“项城(指袁世凯)乃朝廷柱石,奈何自毁栋梁”。
这些话传到袁世凯的耳朵里,被认为是知己之言,遂使前嫌冰释。
所以袁世凯一上台,严复就当上了北大校长,并非出于偶然。
及至帝制议起,时为袁世凯心腹人的杨度奉命组织筹安会,网罗社会名流,为复辟制造舆论。
严复硕学高才,名满都门,自然是首选的对象。
对于那时国体的变更,严复是有看法的,他曾说过:“人民程度不及,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其实。
”无奈说者无心,听者有意,有人遂把此话告诉了杨度,说:“此人若为我用,则帝制增色不浅。
”于是杨度屡赴旧刑部街严复家中,表示“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”。
甚至不待严复同意,即署名为筹安会的六位发起人之一,且名列第三,并很快见诸报端。
严复得知这一情况,预感到大势不妙,想逃回天津租界,但门外早为荷枪实弹的军警所监视,只好杜门谢客,拒绝与外界往来。
几天后,梁启超在报上发表文章《异哉!所谓国体问题》,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。
袁世凯乃密令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携支票四万元前往严府,丐严命笔反驳,为严所拒。
最后改由孙毓文代笔。
帝制运动失败后,惩办祸首之议,盛倡都下,不少人劝严复外出躲避,但此时他的态度却很坦然,说:于复辟一事,“吾一言未发,一字未写,俯仰无愧,虽被刑,无累神明,庸何伤?”不过严复究竟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,他在事后检讨此事时,给了自己十六个字的评价:“当断不决,虚与委蛇,名登黑榜,有愧前贤。
”晚年的严复,从一生的奋发努力和坎坷经历中,得到了太多太多的感悟。
这时,他终于认识到,一个国家要想推行近代化的政治体制,需以全社会的智识和文明程度为转移。
即使西方一切都好,如果无条件地搬到中国来,也是非常危险的。
要想拯救纷乱的中国,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历史有过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政府。
这一观点,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方反过来又为不少中国学者所接受的“新权威主义”。
其次,是要用时代的眼光,重新审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儒家学说,“鄙人行年将近古稀,窃尝究观哲理,以为耐久无弊,尚是孔子之书。
四书五经,故[固]是最富矿藏,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”。
严复说这些话的时候,已是64岁的人了。
晚年的严复,身体和精力日渐不逮,自感“精神益断,喘咳支离,每执笔临纸,则昏沉欲寐,万不能如往日之神思锐猛,甚可哀也!”即便如此,他也没有停止那终生都在迈进的脚步,这就是不断地向前追求。
严复虽然没有了年轻时的激进与激烈,但他毕竟回到现实中来了。
1921年秋,69岁的严复自觉病深,手缮遗嘱,交与儿孙。
其中有三句话,是他一生经验与阅历的总结,说得十分恳切:一、中国必不亡。
旧法可损益,必不可叛。
二、新知无尽,真理无穷。
人生一世,宜励业益知。
三、两害相权,己轻,群重。
不久,便病逝于福州郎官巷寓所。
严复属于最早一批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中国人,可惜的是,他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,没有找到社会主义,所以中国没有、也不可能跟着严复的思想走,而是严复最终迁就了中国的现实。
大学人严复一生对中国的学术、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贡献是巨大的,但他所走过的曲折道路,又是非常值得今人回味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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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评论与评分
  •     这本书中介绍了近代天津十二著名的学人,这十二学人都是各个领域中的佼佼者,其中不少是大师级人物,都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作过不同程度的贡献。但我有一点不明白之处,梁启超乃广东新会市人,怎么归为天津去了?
  •     再次重温。,觉得有些不值哦。
  •     站读的苦与乐,着重讲了天津的建成来历和近代天津的大事和地位
  •     希望有机会去看看实体。,很不错
  •     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介绍的天津租借的历史。图文并茂,地方植物志中的精品。
  •     这本书把天津租界的历史叙述的很清楚,可以做为探讨休闲问题参考文献
  •     卖家多,做为一名天津人
  •     应该了解天津的历史!,看了大半
  •     因为工作买的,这套书很好
  •     以为林希的文字会更好,林希先生的小说很可读
  •     本书还是很好的,关于天津的书
  •     希望对出游天津有帮助,中规中矩吧~~~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
  •     大篇幅都是实验附录,了解过去的风土人情
  •     本书趣味性较强,喜欢这种经典版式
  •     回头找找,看完后再去一一对应现在的城市感触良多
  •     值得花时间慢慢读。,趁便宜我基本买全了
  •     介绍天津租借历史较为详细,正品
  •     惊喜地发现作者在书中对我工作的博物馆给予积极评价!,该书描写了民国期间发生在天津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大案要案
  •     还没看完,书皮也太脏了
  •     经典名作,书的外表有点脏
  •     日本学者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值得学习,又厚又大的一本书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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